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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是个耐人深思的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为了什么而活着，要怎样地活着。是苟且偷生，还是功成名就，是寻欢作乐，还是忍受孤独。诚然，每个人活着的姿态不尽相同，在忍受中活着，何不为一种乐观的生活姿态。
初看《活着》是在高二，再看《活着》是在高三，又看《活着》是在大一，如今大二，又一次忍不住翻开这本书。这本书以时间为线索，以“我”的口吻，以福贵的一生来揭示主题——以哭的方式笑，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伟大文豪余华笔下的主人公福贵，年少之时，虚度光阴，游手好闲，欺瞒父母，欺负妻子;中年之时，豁然醒悟，却不得不面对至亲至爱相继离开，无奈只求于平淡简单的生活;老年之时，孤身一人，与牛为伴，将一切看得云淡风轻。
活着，是一个美好的旅程，我们会在这一旅程中明白人生的真谛。在忍受中活着，这是我在这本书中学到的。人生在世，我们不可能事事顺心，难免会有狂风暴雨的时候。就如我们许多学生一样，在接受高考挑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失利，最终成绩不尽人意，我们难受，我们郁闷，但我们必须去接受，去忍受，再站起来，在另一个起点上努力，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这不是屈服，是一种忍受现实再重新站起的魄力。
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让我们真正地过了个“鼠年”，举国上下每一位人民都选择了活着的意义。有的人选择站在抗疫一线，舍己为人，舍小家为大家，每分每秒与死神抗战，也许，这一过程他们会失去自己仅有一次的生命，但他们毅然前行，诠释着无畏无私活着的姿态，他们是英雄。有的人待在家里，足不出户，在这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里默默忍受着，在不知道明天和病毒哪个先来的恐惧里默默忍受着，他们相信国家，相信奋战前线的人们，他们相信春暖花开的那天总会来临。他们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待在家里，少出门，戴口罩，勤洗手，不给国家添乱，这便是他们活着的意义。还有的人，是这场战争中的不幸者，尽管这样，他们依旧勇敢地选择接受，默默去忍受疾病带来的痛苦，勇敢地配合医护人员与死神斗争，他们的亲人朋友，也忍受着现实带来的残酷，承受着亲人朋友不幸的悲痛。在忍受痛苦中活着是他们的选择。这场战“疫”中的所有正义的人们，都在忍受着各自的疼痛，目标都只有一个——活着。为自己活着，为他人活着，为国家活着!这不是屈服，是一种忍受现实再对症下药的无畏。
再如书中的福贵，败尽家财，父母相继离世，接着妻儿，甚至女婿，外孙也离自己而去，但他毅然选择忍受，孤身活着，将死亡看得坦然，这不是苟且，是一种活着的勇气。或许，正如余华自序中所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一个人所能承受的苦难有多少，那么他活着的意义就有多大。当我们熬过一个苦难时，就会感到“我不弃岁月，岁月终不弃我”的温情及人之为人应有的力量。人生中大大小小的挫折总是悄无声息地向我们走来，倘若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它，接受它，忍受它，也许，这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了，我们也不枉来这一遭。
听，“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漫漫人生长路，我们终究要学会在忍受中活着。
3月得知馀华出了新书《文城》，第二天去书店，新书没有放在畅销区，在小镇读纯文学的人很少。半个月时间不紧不慢读，今天读完，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林祥福的棺材和小美的墓碑——纪小美的名字在墓碑的右侧，林祥福躺在棺材的左侧，两人相隔，在咫尺之间。
这是一个寻找妻子的故事，发生在清朝灭亡国初立的20世纪初。北方木器工匠林祥福与江南织女小美相遇，结合，小美生女后不辞而别，没有声音，林祥福抱着女儿，用小美的口音和口中的文城在南下寻找，最终落脚于小美的故乡溪镇，经历兵乱匪，寻找恋人的一生。
结果，小美17年前因雪冻死亡，第一个丈夫阿强埋葬在西山脚下的偏僻地方。
时隔八年，馀华终于出了新书。上一本书是第七天，口头传播不好。因为那是写作的尝试，失败是正常的。幸运的是，文城在馀华的安全范围内，故事流畅，人物形象，故事引起感情的强烈变动——我多次中途停止，做别的事消除心灵的痛苦。活着和在细雨中呼喊的残酷和凛冽减少了，书的中间部分描写了很多匪徒的事迹，淡化了主题，但是成为了好作品，特别是关于文城补的小美的故事，对小美的邂逅感到遗憾，对林祥福和小美的有缘也变得明朗了。
馀华写的小人物忠实诚实，谦虚沉默，感情不溢出，顽固有市井俗气，命运多，被旧时代推进，经历苦难，随遇而安。每个人都很独特，每个人都可以是小说的主人公。馀华很少描写人物的眼睛鼻子的脸，也很少描写人物的心理。描写人物主要依靠动作描写和叙事描写，文字简洁不吵闹，往往一两个简单的字能引起句子的注意，冷静可怕——这也是我喜欢他的理由，少之又多。
想起读本科的时候，指导员建议我们多读课外书。她说朋友的女儿刚上中学，就读了馀华的书，赞赏，讨厌我们闲逛。突然发现，自己接触馀华的第一本书是兄弟，也是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开运动会的时候，一个同学带来了书，书中描写男女的内容在男性之间争相传阅，折痕落在李光头手里拿着放大镜，几页纸也变得稀烂了。当时我只看了一部，很久以后就和另一部通读在一起，故事简单地开玩笑，很有魅力。
想起歌词借我十年，借我死去的勇敢，林祥福也穿着这样的勇敢，拔掉自己，向南飘来，履行我抱着孩子去找你，走遍天涯海角，找到你的约定。
以先锋小说著称于当代文坛的青年作家余华进入90年代以后使用充满亲切温情的叙述语言写出了享誉文坛的中篇小说《活着》。并于1998年获得了颇具影响的文学奖，向来以激愤诉求内心真实的余华，在《活着》中却以包容和平静建立起新的平衡，它使过去离开了人物的叙述和想象，重新回到了人物的真实。《活着》用简单的叙事话语以完全敞开的姿态，抵达了它现在要表现的真实。《活着》用逼近生活的凡世俗事，以平实的民间姿态呈现一种淡泊而又坚毅的力量，提供历史的另一种叙述方法。而死亡仍是其中的一大主题。这相对余华之前的小说叙事转型显而易见，它的叙事面貌也焕然一新。
一、内心的真实和作品人物真实之间完成了融合统一
《活着》交互使用了一主一副两个第一人称的叙述层面：由福贵讲述自己的故事，构成了作品的主叙述层面，由“我”到乡间采集民间歌谣遇见福贵，并听福贵讲故事，构成了作品的副叙述层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叙述层面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在这两个叙述层面上，作者和叙述者的合一，使得读者如同听当事人在侃侃而谈，作者流露出来的生命关怀也显得更加真实感人。
从主体叙述层面来看，作者与福贵归于统一，福贵从他早年浪荡生活开始，讲述了他生命中的苦难与幸福。小说开头，福贵以二流子形象在外浪荡，他败光了家财导致父亲被气死、妻子被岳父接回、被抓壮丁及母亲病逝、凤霞聋哑，凤霞送人及有庆之死，凤霞婚嫁及凤霞、家珍、二喜、苦根之死的系列事件，叙事在较为舒缓的状态下间歇，我们从叙事本身可以看到叙述者的态度，他对回忆的平和姿态。小说为了表述福贵的这种百感焦急的生命旅程，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使得作者和福贵如同站在同一立场上，共同体验福贵生命中的酸甜苦辣。在作品中，福贵的一些叙述话语所带出来的温情是作者关怀生命的流露，当福贵看到有庆在下雪天仍然光着脚跑去上学时，他说：“让我这个做爹的看得好心疼。”当福贵讲到有庆跑着到医院为县长的女人献血时，他说：“我的有庆就脱下鞋子……”福贵的讲述中都有个“我”字便使得作者和福贵之间的距离大大地缩短及至消除，福贵的温情和作者对生命的关怀完全融合，不仅增强了福贵温情的力度，也加大作者对生命的关怀之情。
小说里还运用了大量的对白，叙述者通过对话的不同声音展示各个人物的内心。正是福贵与父母、妻子、儿女、以及春生、村长等各种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为他的展示设置了多条线索，从各个角度丰富了他的生命品质。他在无法预知的一生中与这些人和这些事奇妙地相遇又分离，才使他的“活着”获得了对包容和承受的全新的领悟，另外对白成为这部小说中心理分析无法替代的表现特定人物的方式。因为“当人物面临突如其来的幸福和意想不到的困境时，对人物的任何的心理都会局限人物真实的内心……内心在丰富的时候是无法表达的。”而对话却不会为丰富的人物想象设置边界。
二、小说时空感的设置和间断变化的效果
在小说《活着》里运用了一个叙述主体“我”，整个故事是通过小说的主人公福贵向“我”讲述自己遭遇的形式来完成的。在小说中，“我”虽然只出现过五次，但作用却不可低估。小说《活着》有着丰富的内蕴和动人心魄的力量，它需要阅读者细细体味。而这“细细体味”所需要的恰恰是时间跨度和空间距离。福贵所有的亲人：爹、娘、家珍、凤霞、二喜、有庆、苦根都先后离开福贵，只剩下福贵一个人在世间苦苦支撑，对这种沧桑和哀痛的咀嚼需要的是时间和空间。小说中的“我”正是给读者们提供了这样的语境，让读者在福贵的叙述与“我”的转述所形成的时间、空间交织中，尽情地感受、体味生与死、乐与苦、希望与绝望，尽情放纵自己的情感和想象。
副叙述者（采风者）的叙述具有间断的功能。在《活着》的第一次叙述中断时采风者的叙述体现了其与主叙述者对话之后的面对现实的态度的转变：“和福贵的相遇，使我对以后收集民谣的日子充满快乐的期待，我以为那块肥硕茂盛的土地上福贵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可是我再也没有找到一个像福贵这样令我难忘的人，对自己的经历如此清楚，又能如此精彩的讲述自己。在《活着》叙述的第二部分中，福贵经历了死亡折磨回到家中不久有庆因为县长夫人输血死亡，福贵不愿意将这一噩耗告诉家珍，但自己又无法控制悲痛夜夜去村西有庆坟上与死去的儿子说话，家珍终于知晓以后哭着说：“有庆不会在这条路上跑回来了。”这时候主叙述者看到：“……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我听不到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撒满了盐”。余华认为撒盐符合福贵当时的心态，盐这个意象可以唤起读者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主叙述者以冷静的叙述将此前叙述积聚的叙述推向高潮，对读者的情感造成极大的冲击。这时候副叙述者开始叙述，在他的叙述虚拟时空中读者无法体验到主叙述者叙述叙述形成的悲剧力量。双层叙述空间造成极大的叙述差异，读者被置于双层叙述空间的转换中，副叙述者的叙述插入了较为轻松的事件。
三、叙述语言的明确性和包容性
余华小说要求语言必须准确。比如福贵这个人，他是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民，而且他的一生都是以农民的身份来完成的。让这样一个人来讲述自己，必须用最朴素的语言来写。在《活着》里面，叙述语言开始变得明确而朴素。
这都是明白如语的语言，非常通俗易懂，而且很符合人物的身份。整个作品虽然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悲凉意味，但在叙述语言上却是饱含深情的。整个作品被那浓得化不开的亲情所笼罩。这种语言使先锋话语中处于遥远状态的真实，突然之间爱在眼前，语言被精心锤炼出的实在和厚重，使叙述发挥了最大能量。《活着》的叙述语言，失去了余华过去的冷漠、尖锐和敏感，他的语言里不再充满无法调和的冲突，而是用理解和包容实现了另一种叙述的自由。更加显示出了作者高超的语言功力。
四、叙述节奏随着主题的深入和情节转换而变化
主人公福贵一生的遭遇可以被描述为祸福相依，一起一伏。同时，对苦难叙述的概略和对幸福叙述的减缓改变了由小说情节造成的明暗对比，增加了温暖的分量，《活着》中福祸相伏相依的节奏形成一种叙述模式，这种模式甚至可以在中国“塞翁失马”的古老寓言里获取原型，经典寓言的意义在于日常经验叙事向哲理传达的转换之间，读者会突然失去象的理解而进入更深的自我表现。余华当然不是想以《活着》的故事喻示某种简单哲理，而是借寓言的力量转化为现实的力量，从中找到自我表达的途径。
《活着》以独特的叙事表达作者的生命关怀，用高超而又充满温情的叙述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美的世界之中，写出了具体的苦难，写了现实境遇中的人如何在苦难中活着。在这里，它把一切都赋予不可言说的生命之中，它让所有的情感都化为平静，让生命之水静静流淌。它包含了善与恶，美与丑，喜与悲，幸福与痛苦，伟大与渺小，以死写生，以痛苦写关怀，也在于它关怀生命的生存，更在于它找到了生命的真谛――包容生命出现的一切苦难，平平淡淡的活着。
花了一天半时间吧，把《活着》看完了。也似乎又懂得了些什么道理。联想到有些轻生的人十分不该，就在前些天，新车站楼顶还有人嚷嚷着要跳楼，我虽不清楚原因，但相信与福贵一比，定相差甚远。
“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作者余华在书的一开始就点明主旨，也为之后的记叙作铺垫。
作品采用主人公福贵自述的方式，福贵生动的日常语调及其对命运的屈服，向人们展示了将苟活作为生活目标的状况，使作品更深刻。其为我们提供了如何生活，尤其是如何在困境中求生的理念。
主人公福贵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先后离去，一次次徘徊在绝望的边缘，但他却有着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
在他发现害死他儿子的凶手之一是春生时，他深明大义，也明白冤冤相报何时了。当春生面临绝境时，福贵也依旧尽了朋友的职责，劝他要坚强地活着。
作者没有发泄，没有控诉或揭露，而是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恶的一视同仁。
在我们遇到困难时，要想想福贵的经历，我们就一定会鼓起勇气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不公平，有人可以享尽荣华富贵，而有人只能与福贵一样劳累一生。在不公平面前，任何的抱怨、逃避都是徒劳，我们可能需要学习福贵身上随遇而安的精神。
生活给予我们太多无奈与困惑，像福贵那样经历了许多仍然顽强生存下去，他对生存其实并无明确认识，只是以一种动物般的求生本能使他延续生命。但他在暮年却能以一种洞察人生的乐观来对待生命，这一点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生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