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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治国方式?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抑或两者结合?早在2500余年前，孔子就提出了一个极其合理的方案，回答了这个问题。小编整理了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助到您。
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要义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段话出自《论语·为政》篇，大意是，如果用政令来引导人民，用刑法来规范人民，那么他们虽然也能免于犯罪，但会丧失羞耻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乐来规范人民，那么他们不仅不会犯法，而且有羞耻心。
在这里，孔子将“齐之以刑”与“道之以政”相应，将“齐之以礼”与“道之以德”相应。这样就有两种治国方案，一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其效果是“民免而无耻”;二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其效果是“有耻且格”。
从效果看，二者的高低上下之分显而易见。这是否意味着孔子主张放弃第一种方案而独用第二种方案呢?答案是否定的。否则他就不会担任鲁国司法长官大司寇了。在这里，孔子是想告诉我们，相对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更加根本、更加重要，应该成为治国的主要方式。所以，孔子治国理念的基本思路是德主刑辅。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四种治国方式可以分别简称为德治、礼治、政治(以政令、制度来治国)和刑治，它们是有深刻的人性基础的。
早在殷周之际，人们就注意到人性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国语·晋语》说：“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厚”就是增长、发展、培养。既然“性”值得“厚”、需要“厚”，那么说明它有积极的一面，或者说善的一面。战国中期孟子的性善论，正是从这一传统发展而来的。另外，《尚书·召诰》曰：“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节”就是节制，“性”既然应该“节”、需要“节”，说明它有消极的一面或者说恶的一面。这正是战国末期荀子性恶论的滥觞。
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貌似针锋相对，其实并不矛盾，他们只是看到人性中不同的侧面而已。
既然人性中有积极的、善的一面，也有消极的、恶的一面，那么健全的、合理的、理想的治国方案应该是在最大程度上激发人性中积极的、善的一面，同时在最大程度上节制消极的、恶的一面。孔子的四种治国方式正符合这种要求。具体言之，德治和礼治的功能主要是激发人性中积极的、善的一面，其中德治有利于人们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呈现、发挥出来，礼治可以帮助人们对其加以文饰、美化与升华。政治和刑治的功能则在于节制人性中消极的、恶的一面，其中政治强调防患于未然，刑治重在惩罚已然之恶行。
如果以德治、礼治所促发的人性中积极的、善的一面所占的比重高，那么需要政治、刑治所限制的人性中消极的、恶的一面所占的比重就小。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孔子为什么重德治、礼治而轻政治、刑治了。
在具体治国中，孰重孰轻，孰缓孰急，则在于社会现实。天下有道，则德治、礼治所占的比重居高;天下无道，则政治、刑治的比重居高。高明的政治家就像调音师，能够在二者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要义。
孔子主张“愚民政策”吗?
曾几何时，《论语泰伯》篇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被视作孔子提倡愚民政策的铁证反复提及。实际上，这是后人曲解了孔子真意。这句话的正确断句应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它体现的是孔子的重民、爱民、知民思想，与所谓“愚民”思想风马牛不相及。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孔子于学术界的名声不是很好。在普通民众中，人缘亦难称上佳。更有甚者，凡言孔子，必呼之为“孔老二”以示鄙夷。往日的“至圣先师”竟沦落到如此窘迫的境地!其实，人们反对孔子缘于对孔子的误解，而其中最为典型的一句，恐怕要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尤其在强调阶级对立的时代，孔子斯语被统治者拿来用做愚民政策的理论依据，两千余年间，受此荼毒的劳苦大众真的不知凡几。
事实上，人们真的误解了孔子。若翻开《论语》、《孔子家语》等先秦儒家典籍看，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则外，竟再难寻出一句孔子有愚民倾向的话语。单凭一言就断定孔子有“愚民”之意，结论下得有些匆忙了。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语出《论语泰伯》篇。也不知是何年何月孔子门下的哪个弟子，就这么记下了老师这句话，连个前后语境也欠奉。虽只是简简单单10个字，但既缺少了上下文意串接，无论如何解释，总会有断章取义的嫌疑，也无怪乎后人会因这句话而争讼不已。
传统解释即“愚民”说的代表人物首推郑玄。郑玄对该句的注解还算详细：“由，从也。言王者设教，务使人从之，若皆知其本末，则愚者或轻而不行。(刘宝楠《论语正义》引)郑玄以为，国家法度，只让老百姓照着做就行，千万不能让老百姓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否则的话，让一些人知晓了内中详情，定会对王法产生轻视之心，从而会变得不再听话。郑玄的观点影响很大，宋代王安石对其深以为然，他说：“‘不可使知’，尽圣人愚民之意。”(《朱子语类》)今人杨伯峻也认同这个观点。
按照郑玄的说法，孔子是将民众完全置于了被统治、被支使的地位!百姓的知情权被剥夺，成为了一个个只知以服从国家命令为天职的顺民、奴隶。“文革”期间，这曾成为孔子除“克己复礼”妄想搞复辟之外最大的罪状。
但事实上，这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绕不过的大问题。要知道，说孔子愚民，单单是与孔子的教育思想就极相抵牾的。但凡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不外乎通过限制教育、控制舆论等手段来达到愚昧人民以维护统治的目的。而孔子，则向来是主张对民众施行教育的。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孔子以为，除了极少数天生便能通晓天下万般事物的圣人外，余者都是需要学习的。
其实，百姓需要学习，政府责无旁贷。在孔子思想里面，“教民”思想乃一极重要之环节。《论语》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看到市面里熙熙攘攘来往的人群，感慨道：“人口真多呀!”冉有随即问：“人口已经够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回答：“使他们富起来。”冉有再问：“富了以后还要做什么呢?”孔子又回答道：“教化他们。”故事虽小，见微知著。俗话说：衣食足而知荣辱。故事里面所反应出的孔子由“庶民”到“富民”再到“教民”三段治民理论，顺应了民性，着眼于长远，实在是非常的有见地。再具体到如何“教民”问题，孔子最赞成的是德教。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以为，让民众沐浴在德礼教化之下，必能帮助他们明是非，知荣辱，使其进退有度，举止有节，社会藉此安乐，国家依此长安。孔子力倡“教民”的言论还有许多，如“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等，在这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从这些话语中我们是丝毫看不到孔子有愚民之意，相反，感受的更多的是孔子那番期盼百姓接受教化，求知向学的良苦用心。
三国时期的何晏，其见解又略有不同。他在《论语集解》中说：“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语出《易·系辞上》，原文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系辞》本孔子所作，以此为据，何晏巧妙地将“不可使知”的责任转嫁到百姓头上，认为由于百姓愚钝而圣人之道又太过深奥，百姓只能用而不能知。何说与郑说相比，有了很大进步，可惜仍未脱愚民范畴。
真正挺身而出为孔子鸣冤者，始于宋人。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道：“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又引程颐语：“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公开为孔子叫屈。程朱虽仍走何晏将“愚民”问题化为“民愚”问题的老路子，但二人首次明确指出了孔子本人绝无愚民之意，只因开启民智，“尽使民知”的难度实在太大，唯有避难从易。为此，朱熹还特意打了个比方。他说：“圣人只使得人孝，足矣，使得人弟，足矣，却无缘又上门逐个与他解说所以当孝者是如何，所以当弟者是如何，自是无缘得如此。”了了几句，孔子无奈之情跃然纸上。南宋以后几百年间，程朱二子被奉为学术权威，他们的著作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自此，程朱说几成定论。
到了清末，对于这句话的解读终于再起波澜。我们知道，中国古代行文讲究用词精炼，章法紧凑，可偏偏又没有标点符号，这对阅读造成了一定困难。于是，聪明的古人发明了一种“明句读”的学问。同一句话，于不同处断句，意思竟会大相径庭。梁启超深悟其中三味，他在《孔子讼冤》中说道：“此句正读应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譬如关于君主立宪，民众已有此知识，就立刻实行之;民众尚无此知识，就开发民智，创造条件，准备尽速实行之。”(见《新民丛报》第八号《杂俎》栏《小慧解颐录》，1902年)在梁启超口中，孔子摇身一变竟成为伸张民权的先行者了。然而梁氏之语，大有将孔子“民主化”的意思，很受人诟病。二十年后，就连梁启超自己也放弃了这个观点，重回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旧路。
梁启超虽重归程朱旧路，但这并不表明程朱所言真的符合了夫子本意。事实上，程朱所说，还是十分值得商榷的。程朱二子将孔子“不使民知”的原因归结于“民愚”身上，认为百姓天生愚钝，就连圣人也难以开解，无奈避难从易。此说固然替孔子洗刷了冤屈，但不免又多了许多不通之处。首先是“民愚”问题。我们知道，孔子很早就投身到教育事业当中。他一辈子教授弟子无数，桃李满天下，《史记》说他“授徒三千，贤者七十二人”。孔子秉持“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将招生资格放得极宽，凡年满十五岁者皆可入门，不限出身，不限民族，不限生源地。须知在孔子之前，一般只有贵族家庭的子弟才有资格上学。孔子此举，堪称开创，一时间，各地学生云集景从，迅速汇集到孔子门下。这些学生中除子贡、孟懿子、司马牛等少数几个出身富贵家庭之外，其余出身多很普通，乃至有些五花八门，如：子路出身“野人”，仲弓是“贱人”之子，子张家庭贫贱，更离奇的是，有一个叫颜涿聚的学生在入门之前竟从事过盗贼这种职业。试问假若孔子真以为“民愚”而难教的话，费心费力收取这许多弟子不是自讨苦吃?
其次，依程朱二子之言，一个尴尬的问题令人难以避免：对于百姓长期处于愚昧状态且难以改变的事实，孔子畏难而退了。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简直就是对孔子一生的真实写照。十四年去国游历，风沙漫野，碰壁无数，虽九死而犹未悔，只为证道!孔子之倔强坚毅广为人知，就连鲁国看城门的都知道有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孔夫子。这样的孔子，以为他会在困难面前主动退缩，是不是有些小看人了?
最后，《论语·阳货》篇记载过这样一则事情：子游升官做了武城宰，孔子带着一众学生前去参观，刚行至城下，便听到了弹琴、瑟并歌唱《诗》的声音。孔子莞尔一笑，说：“杀鸡焉用牛刀?”子游回答道：“过去我听老师您说：‘执政者学了礼乐制度和文化就会具有仁爱之心，百姓学了这些也会变得容易听从政令。’”孔子说：“学生们!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前面说的话是和子游开玩笑而已!”这个故事出现在《论语》里面，可信程度当然很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不仅十分赞成使百姓“知”，他的弟子更已在日常的行政管理中做到了让百姓“知”。由这个小故事来反过头来看朱程二子之言，又如何作解呢?
朱程二子之说多有缺疵，看来非是孔子本意。那么，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语究竟意旨何在呢?前面所提梁启超之新解，虽未得到大家认可，但梁启超所用之断句法却给后来者以无限启迪。此后，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新断句层出不穷，仅广泛流行者就有四种。其中最契合夫子思想者，莫过于这种断句：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如此标点的话，该句的意思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百姓可以被支使，(君主)就顺其自然，由其所为;如果百姓不可以被支使，(君主)就要知晓(百姓为什么不能被支使的)原因。这样一来，哪还有丝毫愚民思想的影子。
孔子曾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不强求别人做不愿做之事，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处世准则。君子莅民，更需如此。孔子以为，民众乃邦国之本，君主制定国策，必须要充分考虑到民众的意愿，从百姓的实际出发，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如此的话，百姓自然会乐于听从政府政令。君主与百姓鱼水和谐，国家自然会变得繁荣强盛。“民可使，由之”，其目的即在于此。
君主欲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却不能无的放矢，而是要建立在知晓民情、民性的基础之上。百姓愿意做什么，不愿意做什么，为什么愿意那么做，为什么不愿意那么做，都要考察清楚，并将之作为其后行政的参考。这就是孔子所谓“知之”。《大学》有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论语·卫灵公》里孔子又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可见，一个合格的“民之父母”，一定是善于深入群众者，对群众之“好”、“恶”能做到心中有数。关于孔子“知民”思想，表达最为直白透彻的，还是要数《孔子家语·入官》篇，“君上者，民之仪也;有司执政者，民之表也……故仪不正则民失，表不端则百姓乱……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习其情，然后民乃从命矣。”在这里，孔子特别强调，为政做官，除了对百姓起表率作用外，就是要对百姓有所了解。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为政知晓民性，顺应民心，百姓心悦诚服。
“以民为本”是儒家重要的政治理论之一。这个理论不是孔子创造的，它源于周公“敬天保民”思想，但将它发扬光大的，却是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体现的正是孔子的“民本”思想，与愚民思想风马牛不相及。“孔子愚民说”之所以长期盛行，当是与孔子在古人心目中的超然地位有着莫大关系。但凡统治者欲实行愚民政策，如何缺得了孔子“至圣先师”这块响亮招牌作掩护，为此，他们不惜曲解孔子本意。两千年来，孔子为他们背负了无数骂名，时至今日，怎能还让这种错误再进行下去?